明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后一個漢族王朝,國力強盛,但卻一直沒有收復漢唐時期的故土——西域地區 。縱觀歷史,明朝對西域的管轄,最遠只延伸到了哈密一帶 。明朝國力強盛,卻為什么不收復西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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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張騫出使西域,不但使西域與我國歷史的進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且為漢武帝擊破匈奴提供戰略支持 。歷代中原大一統王朝對待西域的策略大概都要考慮兩個方面,即自身狀況和對北方游牧民族的攻防需求 。我國歷史上,從秦漢迄于隋唐,多以關中平原為全國政治、軍事中心 。天山南北被視為戰略緩沖之要地,玉門、陽關被視為守衛京畿之門戶 。
所謂“若以國防言之,天山南北為中國之城垣,中亞細亞則為中國之外郭” 。有效控制西域,不僅可保京畿安全,還可以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勢力形成有效戰略威懾 。“然抗胡事業,豈止金刀已也,遠交近攻之策,旁抄后襲之略,得失成敗,關系尤鉅,其策略為何?即經營西域是也” 。
朱元璋是從游牧民族手中恢復中國,所以他的首要戰略目標就是追擊北遁的故元遺兵 。這些是漢唐所不曾面臨的,加之明初政治經濟重心均遠離西北,“遙遠”西域的戰略地位勢必不同于漢唐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明朝經營西域的策略如何形成,怎樣發展,作何評價,確實值得深入討論 。
明初的嚴峻形勢
洪武元年,元順帝攜朝臣百官北遁大漠,明軍攻占大都,但明軍此時的形勢并不容樂觀 。山西尚有中書左丞相擴廓帖木兒,陜西一帶則有李思琪;再以西至甘隴則有張良弼、脫列伯、孔興等各擁兵萬余眾;東北地區遼陽行省的也先不花、洪保保、劉益、高家奴等分兵把守嚴陣以待;盤踞金山的納哈出集團,更是肆無忌憚地騷擾剛剛歸附的遼東地區 。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駐守云南;另外云南段氏、麓川思氏等據險以守,并且還時而為北元提供援助,企圖割據云南 。所謂“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 。可見,北元的軍事實力依舊不可小覷 。加之元朝在黃河以北區域社會基礎尚存,元廷并不愿善罷甘休,時刻準備恢復舊疆,重返中原 。
隨著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對北方草原的大規模用兵,北元的實力也的確受到巨大削弱,分為兀良哈、韃靼、瓦剌三部,但卻一直沒被徹底消滅,蒙古各部族勢力仍然遍布明朝的整個北方,以至于“終明之世,邊防甚重” 。如果以公元1635年林丹汗之子額哲向后金皇太極投降,獻出傳國玉璽“制誥之寶”作為北元最后終結標志,那么北元幾乎與明朝相始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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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懸關外的關西七衛
洪武二十六年,陜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基本上實現了對河西走廊的有效管轄和軍事控制 。然而,由于我國西北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和復雜的民族分布情況,自古以來,河西走廊的發展和安全都不能僅憑借自身的守備部署,其兩端也必須得到相應的重視 。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其西北端——嘉峪關外的西域,一直被視為河西走廊的戰略屏障 。
其次就是其東南端——西番地區,這里被認為是隔絕羌、胡的要沖 。嘉峪關以西地域廣闊,情況非常復雜 。元朝對西域沒有實現有效掌控,這在客觀上給明廷制定其西域經營策略時,留下了巨大障礙和干擾 。明朝先后設立的關西七衛,即指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沙州、罕東、哈密七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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