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沙州衛內遷，在其故地又設罕東左衛，嚴格講前后共設有八個衛 。設立時間從洪武八年延綿至成化十五年 。由于對這些衛所的羈縻過于寬松，而且在其面臨危機之時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后續措施，關西七衛不斷受侵襲、殘破，直至先后內徙嘉峪關 。這些是導致嘉靖年間采取閉關絕貢、放棄西域的重要原因 。
河西要沖的西番諸衛
大小金山以南，陜西行都司東南、青海湖東南的河湟地區，為西番諸族駐扎居住，由于位于河西走廊的東南關口，故與哈密戰略地位類似 。《明史·西域二·西番諸衛》稱“時為陜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所謂“陜西三大寇”就分布于西番河湟周圍;“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為中國患尤劇” 。因而此處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可“北拒蒙古，南捍諸番，稗不得相合” 。
于是“洪武二年，太祖定陜西，即遣官赍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 。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 。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 。此外，明廷也與此地開始了羅綺、綾絹、茶葉、馬匹、毛皮等多宗貿易 。但是，如何保證對西番地區有效控制和長期穩定，并隔斷與蒙古的聯系，這是明廷懸而未決的難題 。
最終，明廷廣建衛所以鎮戍西番 。從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二年，明朝先后設立西寧、河州、洮州和岷州四衛，并輔之以有效措施，使西番等地處在明朝統一的軍事控制及行政管轄之下 。洪武二十年平定遼東后，強化對河西走廊的控制，開通西域成為明朝西北邊疆經營的主要內容 。
山丹、甘州、肅州等衛相繼建立，暫時掌控住了河西走廊的局勢 。同時還一度取得對西域哈密的軍事勝利，大有掌控河西，連通西域，隔斷蒙藏之勢，可是自古攻城容易守城難，西北邊防壓力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弱 。
文章插圖
明廷在關西七衛與西番諸衛經營成效迥異
將明廷對嘉峪關以西地區和西番諸地的經營策略進行比較，就非常清晰地看到：戰略地位相似，而措施迥異，效果當然也相去甚遠 。表面上看，兩地都設衛所，招撫當地部族頭領，委任大小官職，但其實具體細節措施有著較大差異 。正德四年，因內部矛盾，一部分韃靼部蒙古人逃至青海湖地區，劫掠當地土著番民，盤踞于此形成所謂“海寇” 。
“海寇”嚴重威脅到明朝西北邊疆安全，但明廷內部卻對此剿撫不定 。嘉靖二年，為掃除盤踞青海湖周邊地區的蒙古海寇，楊一清主張征討清剿，而兵部尚書金獻民卻獻策招撫，“議遣官招撫，許為籓臣，如先朝設安定、曲先諸衛故事” 。看來明初于安定、曲先施行羈縻之法，其目的也僅僅是安撫而已，并無在必要時實施相應管控的打算 。
明廷對關西七衛寄予厚望卻弱于戰略部署
明朝對待關西七衛問題上銳意進取態度的缺失，這從關西七衛的代表哈密衛的情況就可一窺究竟 。關西七衛中的哈密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視為“西域要道”，因此明廷對西域的經營策略在哈密衛能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 。明廷對于哈密衛的期望，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為西陲屏蔽”，“斷北虜南通之臂” 。
即負責接待來自朝廷以及西域各國前來朝貢的使節，統領關西諸衛，代明廷維護西域其他衛所的團結安定，還要阻斷西域北面蒙古瓦剌部與西域的聯系 。“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 。即要求西域各國遣使求貢、互市通商都得通過哈密翻譯文書，發給通關文牒，儼然將哈密衛當作西域和內地交往的中轉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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