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納哥比較有名的文學家 非洲也有文學塔依卜( 三 )


非洲的精神廢墟
賽義徳被判處七年徒刑,刑滿釋放后他流轉世界各地,回到蘇丹,在尼羅河旁邊一個平靜的村莊 , 娶妻生子 。最后,在一場暴雨中命喪尼羅河 。從大體情節上看 , 小說故事與作者塔依卜本人的生平間,有一種顯然的呼應 。

摩納哥比較有名的文學家 非洲也有文學塔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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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北方的時節》,【蘇丹】塔依卜·薩利赫/著 張甲民/譯 , 華文出版社2017年
1929年,塔依卜·薩利赫生于蘇丹北部馬拉維鎮一個窮苦家庭 。憑借著出色的學習能力,塔依卜在戈登學院和喀土穆大學完成學業之后 , 于1953年移居英國,并在牛津大學深造 。據說在英國,塔依卜也曾與一位蘇格蘭女士成婚 , 并育有子女 。在生命后期 , 他又在歐洲和阿拉伯各國流連多年 。某種意義上,《移居北方的時節》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自傳色彩 。作為一個非洲知識分子,即便主動遷徙至西方,在文化心理上仍帶著一種流亡之感 。這種關于文化間性的身心糾葛 , 貫穿了小說始終 。除卻賽義徳黑碩的肌肉之下那顆被歷史風雨拍打的心靈,實際上,小說敘事者“我”是另一名曾留學于英國的蘇丹知識分子 。準確地說,屬于賽義徳之后的一批 。由于“我”對同類人物天然的敏感 , 回鄉后在人群中注意到了他;而他在一次酒后失言朗誦了一首英文詩,暴露了身份 。但是在小說中,賽義徳的故事并不是一下子從他口中倒出來的 。隨著敘述,賽義徳的故事像一個破碎的花瓶 , 經由“我”的反復追溯才得以復原 。在復原的過程中,“我”見證了這一時代蘇丹乃至非洲社會令人痛心的方方面面 。我時常走在村莊的黑暗中反問自己:“穆斯塔法·賽義徳其實并無其人,他不過是個虛無縹緲的化身,或者是一種虛幻,一種夢幻,或者他本來就是一個魔影……”賽義徳在此氛圍化了 , 像縈繞的夢境一樣成為“我”意識內容中的一部分 。于是,兩代蘇丹知識分子在此相遇 。塔依卜有意引發一種“我”與賽義徳之間精神上的互文:同為本土知識分子,面對著同樣的絕望,同為“歷史中間物” 。
如果說賽義徳的情欲建基于漫長的殖民史,那于“我”而言,問題則是獨立后的蘇丹何去何從 。留學時“我”就躊躇滿志,像宣誓一樣說要保護本民族的特色,表達建設國家的信心 。后來“我”回到蘇丹,就職于首都喀土穆的教育部 。可就在任職期間,“我”才看到那些非洲領導人的可鄙嘴臉 。當生活在鄉村的農民抱怨孩子上學每天得奔波好幾公里路時 , 這些非洲的新貴們,以共同研討切磋教育的名義斥資一百多萬磅修筑起一座獨立宮殿 。他們“臉上油光锃亮,嘴巴大如豺狼”,其中一個部長在演講中堂而皇之地說:“每個受教育者今天都想住舒服的辦公室,住有空調設備的花園洋房,坐美國造的汽車,來來往往在大街上奔馳 。我們如果不把這種痼疾連根鏟除的話,那就會在我們身邊出現一個和我們的生活現實水火不相容的資產階級 ?!逼浒l言令人乍舌 , 只差主張非洲人應該永遠去做苦力了 。而該部長自己 , 每年都要去瑞士的別墅避暑,“飽食終日和玩弄女人” 。原來,非洲統治者不見得比殖民者好多少,掌權者的貪腐像洶期的尼羅河般泛濫 。
動蕩的時局中,政治人物輪番粉墨登場 。當革命者以“人民”的名義燃起火把叫囂時,他們心里盤算的是掌權后可攫取的利潤 。在失望的時刻,“我”的目光轉向了這片土地,尤其是土地上像“我”爺爺這樣的人 。在“我”眼里 , 爺爺宛如一棵蘇丹本地皮厚尖刺的沙棘,幾十年如一日地頑強生活 。不論瘟疫流行、饑饉頻發還是戰禍四起 , 爺爺似乎都不為外界所動 。他年近百歲,每天還蹦上蹦下地騎驢子,天還未亮就趕去清真寺做禮拜:一個銅質的小凈罐 , 一張虎皮拜毯,一串檀香木的念珠,一個在歲月的長河中讓人暗暗驚奇的老人形象 。從寄希望一個獨立的國家,到嘆服于默默無名的普通蘇丹人,相當于從民族國家轉向本土文化 。那么,“我”精神的依歸在此是否找到了一個落腳點?答案是否定的 。非洲農村生活表面的自足穩定性背后,是那可怕的思想痼疾 。其中 , 尤以阿拉伯文化主導的男權主義為甚 。小說寫道,賽義徳去世后留下的遺孀哈賽娜不幸被年過七十的瓦德·利斯看上 。瓦德·利斯一生色欲熏心,插科打諢,毫不避諱地叫嚷著“哪種樂也大不過交歡的樂” 。他跟哈賽娜的父親提婚,后者竟答應了 。處于困境中的哈賽娜被迫嫁給瓦德·利斯,但婚后拒絕其近身 。在一個氣急敗壞的夜晚,瓦德·利斯撕破了哈賽娜的衣服并虐打她,而哈賽娜在反抗中親手閹割了她的新丈夫,然后自殺 。哈賽娜之死如早有預感的閃電,在“我”心中投下一道陰影 。但是,更讓人絕望的則是村民們的反應:他們紛紛咒罵哈賽娜而同情瓦德·利斯,就連爺爺也不例外 。他們把這件事視為村莊的道德污點,當別人問起時個個保持緘默、絕口不提 , 生怕因此敗壞名聲 。這是一起發生在蘇丹村莊的信息封鎖和事件埋葬,于我們而言并不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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