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政策對“研學”的定義也不完全一致 。例如,江蘇省地方標準《研學旅游示范基地建設規范》將研學旅行定義為“旅游實踐活動”,即依托各類文化和旅游資源及設施,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定文化自信為目標,圍繞提升旅游者綜合素養和旅游體驗質量而開展的旅游實踐活動 。
“研學市場最大的亂象就是混淆了研學與游學、旅游之間的界限 。”季旻說,由此帶來“游而不學”的問題,甚至讓消費者無從界定“是否存在游而不學”,這對學生、家長和行業的規范發展都是不利的 。
王虎紋認為,“旅行+學習”的模式從易到難可分為游學、研學、探險等不同階段,各司其職 。例如對于低齡組學生或初次接觸某一專業領域研究的學生,可以從游學開始,激發興趣,而后開始研學,具備一定科學素養和技能后,再嘗試探險 。
和普通旅行相比,研究性學習門檻更高、也更枯燥 。王虎紋以一次海外研學為例,當時他請美國圣地亞哥的中學科學老師帶學生做了一周課題,以煙蒂對環境影響為題,其中一環是到長灘采樣,每組學生在一個50米長、1米寬的樣方撿煙蒂,一人負責撿,一人負責記錄,還有一人拿著尺子精準測量 。“科研的樂趣要先經歷一段辛苦,又有多少學生會主動選擇吃苦?”
研學過程中,學生希望“玩好”,家長的第一訴求是“絕對安全”,“但真正的研學是去吃苦的 。”嚴初說 。家長看到孩子回來“又黑又瘦”肯定心疼,要么下次換機構,要么機構不斷提升食宿成本,勢必又會壓縮課程研發投入,從野外露營進行雨林考察變為“住星級酒店+大巴接送”,考慮到增加交通帶來的風險,最后很可能就變成了植物園一日游 。
“不論是需要增強課程開發能力的旅行社,還是需要積累食住行資源的教育機構,想做好研學產品,都要額外增加成本 。”王虎紋感到無奈的是,處于各領域中間地帶的研學,缺少對內容的統一評價標準 。
而研學以旅行為載體,旅行又可以從食住行條件和報價方面進行比較,最終又滑向了“哪家性價比高”的問題上,忽視了“學”的內容 。
“市場很大,但大家對研學的認知還有待提高 。”嚴初很坦誠地說,公司多個研學產品獲得了教育機構頒發的獎項,但叫好不叫座,被束之高閣,當招牌供起來,很難百分百落地,真正在做的是生意,不是最理想化的教育,“畢竟機構要生存,得賺錢” 。
快速膨脹的研學市場
行業將2016年稱為“研學元年”,政策撬動需求,供給快速跟上,研學企業數量猛增 。
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雒樹剛今年3月在一次講話中分享了一組數據:2019年研學規模增長至480萬人次,2021年達494萬人次,超過了疫情前的人數,2022年研學旅行人數突破600萬人次,達到歷史新高 。這種情況在旅游其他門類中,是唯一的,可見研學旅行需求的強勁勢頭 。
據中國旅游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研學旅行發展報告》統計,2021年研學機構已達到31699家 。從需求端看,目前中國研學市場潛在消費群體已超過2億人,潛在整體市場規模超千億元,成為旅游市場新藍海 。
察覺到新機遇,從業二十多年的蘇昱在政策出臺后馬上成立了研學公司 。“應對在線旅行(OTA)對傳統旅游業的沖擊,研學是為數不多可以在線下做出特色的品類 。”
“旅行社板塊的整體業務在經歷了散客化沖擊后一直在萎縮,在其他細分市場中,很難看到像研學這樣大規模的以團隊出行的模式,研學自然會成為旅行社的重要業務 。”張楊分析說,目前從業主體比較多元化,以旅行社為主,或成立獨立的研學部門、分公司,或是直接轉做專門的研學企業,還有親子教育類機構、留學中介機構、語言培訓類機構、營地基地企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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