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文言文閱讀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文言文翻譯( 二 )


王粲擅長于辭賦,徐干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 。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征思賦》,徐干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 。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 。
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 。應旸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 ??兹陲L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于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 。至于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 。
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 。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 。
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
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 。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
文章是關系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 。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于一身,二者都終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 。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后世 。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制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 。
多數人都不愿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于安逸之樂,于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論》,成為一家之言 。
《典論·論文》賞析文章包括四部分內容 。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 。第二,評論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作要求,說唯有“通才”才能兼備各體 。
第三,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這里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的氣質和個性 。曹丕的這一觀點,表明他對創作個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較充分的認識 。
第四,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將它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傳諸無窮 。
《典論·論文》創作背景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 。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 。”(《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保ú苤玻骸杜c楊德祖書》)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系起來了 。
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 。但在這里,已經被曹丕賦予“不朽”這一語言符號以嶄新的現實涵意和歷史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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